李攀龙（1514～1570），字于鳞，号沧溟，济南西关人（今天桥区五龙潭一带），出生于明代济南德王府的一个侍从之家。作为明代“后七子”和“济南诗派”的代表人物，主掌文坛几十年，在山东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。

李攀龙像

李攀龙的祖父李端年幼而孤，家境极为贫困，遂和母亲一起自龙山镇迁徙到“郡西门”，即今东流水街一带。李端其人，喜好江湖，十分不羁，经常出入赌场，“则往会赌徒”，居然运气不错，“一掷箕钱数万，遂为西门大贾矣”。父亲李宝是德王府典膳官，却“善酒任侠，不问家人生产”，最终导致越来越穷。但李攀龙家贫而好学，尤善古文，厌恶训诂。他虽负才自傲于山左，却独与同是“历下四诗人”的殷士儋和许邦才友善，自幼结交，惺惜一生。

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，李攀龙中进士，试政吏部文选司。然而自视为“傲吏”的诗人却生不逢时，恰巧赶上奸相严嵩把持朝政，虽文才已“籍籍公卿间”，却因为不愿结交权贵趋炎附势而被迫于次年“以疾告归”。

官场的失意却成就了李攀龙的文学地位。原来他告归以后，正好得以遍览群籍，有所发微，逐步形成了文学复古的思想。其后与王世贞、谢榛、梁有誉等七人聚集京师，结社论诗。他继承和发扬了“前七子”的主张，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“啴缓冗沓，千篇一律”的八股习气。强调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，成为当时主流的文学思想，掀起了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文学复古运动。

作为这场运动的主将，李攀龙声名鹊起，被公推为“后七子”之首。与“前七子”中的济南诗人边贡遥相呼应，在山左忝列“历下四诗人”之一；放眼全国则与李梦阳、何景明、王世贞并称为四大家，主盟文坛数十年，号称当时的“文苑南面王”。在李攀龙的周围，汇集了一大批济南府的优秀的诗人，如王象春、李开先、刘天民、边习、潘子雨、谷继宗、袭勖、华鳌、葛曦、毕自严等等，共同组成了“济南诗派”。这些诗人大多追随李攀龙的文学主张，诗风既高华风雅、冠冕雄壮；又天性使然，疏狂任放，所以其作品多数能让人体味出唐代诗境的气息。

李攀龙和“济南诗派”的众多诗人，均颇具大东风雅，他们长时间寄情于家乡山水，以至几百年来人们“家有其书，人耳其姓字，传颂其流风遗韵不衰”。

边贡与李攀龙在家乡各筑一楼，其中边氏之楼在大明湖上，曰“万卷楼”。不仅藏书落落大满，而且还有很多珍贵的书画金石。传说后来大火烧毁了万卷楼，其多年的藏书几乎付之一炬，边贡仰天大哭道：“甚于丧我也！”居然就此病倒，不久就死去了。其子边习，亦好诗文，曾问诗于李攀龙的“白雪楼”。

白雪楼

李攀龙早期罢官回家，于鲍山和华不注之间筑“白雪楼”。晚年致仕，再筑新“白雪楼”于大明湖百花洲中，该楼又称“青萝馆”。据说此楼有三层，底层为客厅，中层为书斋，上层为其爱妾蔡姬的闺房。因为该楼建在四面环水的岛上，且无桥可通，仅一小船往返其间。访问的客人要先在岸上通报姓名，李攀龙在楼上看清是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这才解船相迎，否则拒之不恭。

李攀龙死后，葬于天桥区的药山之麓。《历乘》载，“李攀龙墓在黄岗下柳沟”。《济南名胜古迹辑略》亦云，“在柳沟药山之麓”，即今药山东麓。然而，对李攀龙的初葬之所，好友殷士儋所著《明故嘉议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公墓志铭》说，在“牛山之原”。 李攀龙《亡妻徐恭人状》也说，其父“葬郡城西北马鞍山之东阳，祖兆南若干步”。明代王世懋《东游记》记载，李攀龙墓在“长清道中”，经其子李驹指点，至墓前，“仅一尺土丘耳”。于是问之缘何如此简陋，李驹说“将卜迁别葬耳”。 顺治十三年（1656），施闰章曾吊其墓，称李攀龙墓在城西五里许，盖药山之麓也。当时的状况是，不封不树，牛羊掷镯其上，墓侧有丰碑仆地，无字。由此观之，李攀龙原本葬于今天桥区马鞍山东麓李宝墓侧，后来又自马鞍山西迁到了药山东麓。

药山之麓的李攀龙墓旧影

1970年代，李攀龙父亲李宝的墓葬被破坏，出土了《明诰赠中宪大夫顺德知府李公合葬墓志铭》，而没有李攀龙墓志铭，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李攀龙迁葬的事实。1984年夏，天桥区的老同志刘玉澂先生两次考察位于药山东麓的李攀龙墓，描述了当时的情况，墓为青砖所砌，穹庐形地上墓，共两座。刘镇的重修墓碑还在，记称：“前明中叶之后，名臣而负名誉者，济南有二人焉，一为华泉边尚书，一为沧溟李先生也。”可惜李攀龙墓今已无踪，未能保存下来。但后人却高度评价了李攀龙的一生，顾炎武将李攀龙其人与杜甫和辛弃疾相提并论，王象春更是将李清照、辛弃疾、边贡和李攀龙并称为“济南四君子”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“济南诗派”和李攀龙的重要文学地位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----摘自《天桥名人》一书